京郊的难属——赤贫的农妇

                            

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上半叶，我们寻访到一家难属，是一位遗孀。她当时居住在北京南城老舍笔下龙须沟一带的一栋简易楼里。她的娘家在远郊怀柔县农村，但因丈夫去世，要伺候公公，要供儿子上学，整天奔波忙碌，一年都难得回几趟娘家。但她在同我们的接触中，知道了我们正从事“六四”受难者的寻访、救助活动，也就留了一个心眼。一次她回娘家时，无意间听乡亲们说起邻村有一个人也死于“六四”。出于对同命运者特有的关切，也出于对难属群体的一份责任感，她很快就找到了那一家死难者亲属。那是一位失去了儿子的母亲，当年她的儿子在北京农学院上学，遇难时才22岁。就这样，我们又与这位母亲取得了联系。这位母亲同样是一个有心人，她又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位死难者的线索。死者恰好与她同属一个乡，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以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他的妻子叫方桂珍，34岁，夫妻俩同岁。

自那以后，我们群体就由张先玲女士与这两家难属保持着联系。先玲常向我说起方桂珍的日子过得太苦、太艰难，但却从不向命运低头。我也早就想去看望这家难属了，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今年年初春节前夕，我们得到友人相助，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我们一大早驱车直奔离京80多公里的怀柔县庙城乡西台上村。等我们找到方桂珍家，已近中午时分了。方家坐落在村边一个废弃的鱼塘边，鱼塘现已变成了垃圾场，堆满了各种废弃物，似乎无人管理。方桂珍家虽是独门独院，院落也不算小，但院子里凌乱不堪，让人感觉到农具家什都放得不是地方，看来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收拾了。进屋一看，里面空荡荡的，除了里屋的土炕，外屋的灶台，房子中央放着的一个烧蜂窝煤的小炉子以外，几乎就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虽说去年北京暖冬，但毕竟临近春节，天气很寒冷。方家没有农村里通常使用的简易取暖设备（俗称“土暖气”），就靠日间的阳光和晚间的灶火来供暖。

方桂珍身材瘦削，挺秀气的模样，却被糟践得得灰头土脸的；稀疏的头发还挽着两条小辫子，显然是为了节省梳洗的时间。她穿着很马虎，上身穿的还是上个世纪6、70年代流行的那种男式黄制服，显得特别宽大、不合身。她的下身是一条沾满了灰土的老棉裤，脚上是一双黑灯芯绒的破棉鞋。看来她常年不事修饰，已经习以为常了。

见到了她的家，又见到了她本人，我的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酸楚。我心想，如果她丈夫没有死，她能是这个样子吗？

她丈夫雷广太原来是大队里的一个司机。89年那个时候，他们大队的汽车队承包了北京建国门海关大楼的运土工程，6月3日晚10点多,雷与另外两位司机去天安门观看民主女神像。约11点多,三人走到南池子路口，蹲在红墙下吸烟，正遇上戒严部队从东长安街一路扫射过来，目睹有很多人倒在了地上。雷等三人刚站起身来，一颗子弹就飞了过来，雷当即倒下。随后，受伤的雷被市民用平板三轮车拉走，而其他两人被冲散。打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人知道雷的下落。雷是“六四”失踪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看来多半已经死了，但无法证实。

提到她的丈夫，方桂珍至今仍无法忘怀。她说，当年6月4日大队里通知她说雷广太迷路未归，她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大活人怎么会迷路呢？又是在哪儿迷的路？6月5日，她听到北京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北京城里出了事，就急着去找大队。大队干部带她到了市里。他们先找了离天安门不远的协和医院，该医院拿出一大摞死难者的照片，让她逐个查找，但没有她丈夫；又翻查了死亡登记册，也没有。协和的大夫告诉她有可能转到中日友好医院去了，因为当时协和医院的伤员太多，只能把一部分伤员转走。于是他们又从协和赶到中日，先在该院的医务处查找死亡名单，再查找照片，也都没有找到。接着他们又去了安贞医院等其他医院……，就这样一家一家找下去，一共找了十八家，但始终没有见到雷广太的踪影。当时两个孩子一个8岁，一个才1岁，一个家就这样全撂给她了。她急得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从此落下了头疼病，心一急就疼。没有钱买贵的药，就只好吃一点便宜的止疼片。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一个农村弱女子来说实在太残酷了，但她并没有就此被厄运所击倒。她从绝望中爬起来，几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了与命运搏斗的路程。

从那一年的8月起，她就怀里抱着刚刚1岁的女儿一次一次进城去找市政府，市人大和市信访处。她甚至在所谓市长接待日里见到了那个对“六四”大屠杀负有重大责任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她要求政府交还她的丈夫，要求政府给她一个说法，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她的困难。当时，有关部门答应，保证给她解决问题，孩子由政府管到十八岁，让她先回怀柔家去。于是，她等着，一个月一个月地等着。政府方面呢？一层一层往下转，起初乡里答应每月每个孩子给22元，给到18岁或找到雷广太的一天，还答应给她的女儿上户口。哪知这全是骗人的鬼话，一年一年过去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相反受到了各种各样歧视。雷广太失踪后，有一阵子队里把她家的电都掐了。每年的“六四”敏感时期，就会有派出所的警察去“光顾”她家里。

但她并没有屈服于当政者的权势与淫威。雷广太失踪多年，其户口至今未销，家里的户主仍是他。十年前，政府有关部门通知方桂珍，要她去法院办理登报寻人启事，说如果证实已确实失踪并无法找回了，就可以吊销户口，而她作为雷的前妻就可以重新嫁人。但这一切都被方桂珍拒绝了。为了两个孩子，她苦苦地撑持着。她要对得起失踪的丈夫，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

那次我们去看望她，可以明显觉察到她内心的兴奋和激动。但也许这兴奋和激动在她艰难悲苦的生活里已十分罕有，所以又显得有些矜持。在这次访问中，她并没有向我们诉说她所遇到那些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她的困难是明摆着的。没有任何副业收入，没有任何挣钱的门道，就靠地里种那么一点庄稼，而谁都知道，粮食和农产品卖不了几个钱，弄不好还要倒贴。但是，她说她自从找过政府而毫无结果之后，就对这个政府不再抱什么希望了。她抱定主意，谁也不求，自己扛起家庭的重担。她说，她最多的时候一个人种20亩地，否则，她娘仨就连饭都吃不上。

现在，她的儿子已在当地的技校毕业，去了县里一家民营工厂做工。女儿今年十六岁，本来上了一所服务学校，但孩子不愿在毕业后去干饭店、宾馆这类行当的活，所以不久前辍学随邻居到顺义给一家私人服装店练摊去了。平时两个孩子早出晚归，整个院里院外显得冷冷清清，但她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只要孩子能自食其力她心里就踏实了。

在这次访问中，我真切地了解到十四年前那场大屠杀给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农妇究竟带来了什么！我再一次细细端详着她那未老先衰的模样，意识到她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像树干的年轮那样留下了与风刀霜剑搏击的印痕。

在临别的时候，我拉住她的手，忍不住问她：“你身上穿的这件黄大褂是哪来的呀？”

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捡来的。”

平素我们在城里常见到一些捡破烂的外地妇女，她们穿得很破，但总还比我的这位难友强一些。她给我留下的那个“不事修饰”的印象，实出于无奈。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修饰打扮本来是出于爱美的天性。如今不要说大城市，就是边远的小城镇，也都到处是“发廊”和“美容院”什么的。但这一切，却都与我们这位难友——方桂珍无缘。她已经被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了，包括她作为一个女性的爱美的天性。

在返京的路上，大家都没有言语，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憋闷得很。给我们开车的那位朋友说了一句：要不是亲眼目睹，真不知道京郊还有如此贫困的人家！

是啊！但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作的孽!

（丁子霖执笔 20040420）